昨夜,我杀死了我的丈夫。
不是在现实里——感谢上帝，现实里，他正安然睡在我身旁，呼吸匀长，胸口平稳地起伏，床头柜上还放着他睡前喝剩的半杯水，我是在梦里，用这双曾无数次抚摸过他脸颊、整理过他衣领的手，结束了他的生命。
梦的质地清晰得骇人,没有刀光，没有枪声，没有那些戏剧性的元素，过程寻常得近乎平庸，仿佛只是日常家务的一部分，我只记得一种触感，一种生命从温热迅速褪为冰冷、从柔软骤然僵直的、确凿无疑的触感，他就不再是他了，没有临终遗言，没有惊恐的眼神，甚至没有一丝挣扎，一种可怕的、彻底的寂静，取代了他的存在。
我猛地坐起,在浓稠的黑暗里大口喘息，心脏像一只受惊的麻雀，疯狂撞击着胸腔，我侧过头，借着窗帘缝隙透进的、城市永不眠的微光，贪婪地确认着他的轮廓，就是这张脸，这张在婚礼上对我傻笑、在孩子生病时写满焦灼、在无数个清晨睡意朦胧的脸，我怎么会……我怎么能……？
指尖下意识地触碰他的手臂,真实的体温让我几乎要哭出来，我缩回手，仿佛自己是一块冰，会玷污这片温暖，罪恶感并非后知后觉，它从梦醒的那一刹那就已浸透了我，沉重、粘稠，带着铁锈般的腥气。
可在这令人窒息的负罪感之下,我惊恐地察觉，心底竟有一丝隐秘的、不该有的……轻盈。
就是这一丝轻盈,让我彻底堕入了恐惧的深渊。
我轻手轻脚下床,像个窃贼逃离作案的现场，赤脚踩在冰冷的地板上，走向客厅，这个家，每一寸空气都熟悉得令人窒息，沙发上是他常年占据的凹陷，书架上是按他偏好排列的书籍，空气中弥漫着我们共同选择的那款洗衣液的香气，我们在这里生活了十二年，像两棵根系缠绕的树，早已骨血相连，我依赖这缠绕，也……畏惧这缠绕。
白日里,我们是旁人眼中的模范夫妻，我们分工合作，讨论孩子的功课和明年的旅行计划，在饭桌上分享一天的见闻，我们默契，体贴，甚至偶尔仍有浪漫，但有些东西，在看不见的地方悄然沉积，是他日渐沉默的后背，是我想说却最终咽回的抱怨，是无数次微小的妥协、忍让与期望的落空，它们没有对错，只是婚姻这袭华美袍子里，一粒粒磨人的沙。
那个梦,那个血腥的梦，它不是我潜意识的控诉吗？它用最极端的方式，替我完成了某种“清算”，它杀死的，或许并非我丈夫这个活生生的人，而是那个长久以来，以“丈夫”之名盘踞在我生命中的、一个庞大的符号——一种结构，一种秩序，一种让我感到安全却也同时被束缚的、密不透风的生活本身。
我想起多年前读过的《金锁记》，曹七巧的悲剧像一道冷光劈入脑海，她的黄金枷锁，劈杀了自己，也劈杀了儿女，而我呢？我的婚姻，我亲手选择、悉心经营的这个家，是否也于无声处，成了我精致的枷锁？梦里那决绝的一击，是否是我那被规训的灵魂，一次绝望而扭曲的反抗？
天光微亮,城市在苏醒，我听到卧室里传来他起身的动静，然后是走向卫生间的脚步声，一如既往，很快，他会走到我身边，或许会问一句“怎么起这么早”，我该如何回应？
我不知道。
我唯一知道的是,那个梦，像一个永恒的共犯，将潜伏在我此后人生的每一个日常里，我依然会为他熨烫衬衫，准备早餐，在他晚归时留一盏灯，我依然爱他，这一点，在梦醒那一刻看到他安睡的脸庞时，我就已确信。
只是,从今往后，我将带着这个秘密，这份在爱与束缚、责任与自我之间被撕裂的痛楚，继续生活，我谋杀了我的丈夫，在梦里，而活过来的，是一个再也无法对自身处境装聋作哑的女人。
